共同富裕:从“物质积累”到“价值共创”的文明演变
作者:章晋飚 | 2024-12-20
共同富裕:从“物质积累”到“价值共创”的文明演变
——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浙江乡村实践的深度对话
一、理论溯源:马克思视野下的共同富裕本质
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提出“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,作为一个总体的人,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”,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打破资本逻辑下的价值垄断,构建“每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与合理回报”的生态体系。
这种富裕不是简单的物质均等化,而是通过“三次分配”制度设计,将个人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共享有机统一。正如《共产党宣言》所强调的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”,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形成“自由人联合体”,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丰盈。
二、实践镜鉴:浙江乡村的“共富链”探索与困局
物质富裕的浙江样本
浙江通过“千万工程”累计投入超2000亿元,建成300万户美丽庭院、11531个A级景区村庄,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。但部分乡村仍存在“政绩盆景”倾向:如某县将主要资金投入示范点建设,却忽视垃圾处理、污水治理等基础工作,导致生态价值流失。精神富裕的深层困境
湖州南浔“还时书屋”、金华浦江婺剧等文化地标虽具特色,但文化IP开发仍停留在“展示”层面。调查显示,72%的乡村文化礼堂年均举办活动不足12次,村民参与度不足40%,暴露出“富口袋不富脑袋”的结构性矛盾。分配机制的公平悖论
某山区县推行“平均分红”模式,导致“出工不出力”现象蔓延。村民老张坦言:“以前靠山吃山,现在山还是那座山,但分钱的人多了,干活的人少了。”这种“绝对公平”反而抑制了生产积极性,印证了马克思“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”的警示。
三、破局之道:构建“造血-输血”共富链系统
思想破冰:从“政绩驱动”到“价值共生”
需以党建联盟重构治理逻辑,如干江镇“红星湾”党建联盟统筹9村资源开发滨海旅游带,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动能。同时引入“新村民”机制打破熟人社会壁垒,如西湖区双浦镇吸引城市创客参与乡村规划,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。产业重构:从“单一业态”到“生态共生”
推行“数字+特色农业”融合模式,如永安村通过直播矩阵将大米卖到全国,溢价率超300%;安吉“竹林十二时辰”沉浸式体验项目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,实现生态资源的文化增值。价值分配:从“外部输血”到“内部造血”
建立“49/51”股份制(村集体占股51%),让村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;同时发展“乡村共富基金”,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低息贷款与技术支持,破解“人才空心化”困局。制度保障:从“运动式治理”到“长效法治”
完善《美丽乡村建设条例》配套细则,如德清县建立“环境问题随手拍”数字化监管平台;推行“GEP核算+GDP考核”双轨制,将生态价值纳入政绩评价体系。
四、文明提升:走向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共富新形态
浙江的实践表明,真正的共同富裕是“劳动尊严+技术伦理+生态正义”的多维统一。当张三的豆腐秘方、李四的种植经验、王五的销售创意通过共富链无缝耦合时,一个“人人皆主角、万物可共生”的新文明形态正在崛起。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,更为人类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——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“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,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”,今天的浙江乡村正在书写数字时代的“新富春山居图”。
理论总结:
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的均贫富,而是通过“思想觉醒—产业协同—人才赋能—管理创新”的系统变革,让每个人成为价值星链的发光节点。唯有坚持“发展为了人民、发展依靠人民”的初心,才能让共同富裕从“政治承诺”升华为“文明实践”,实现从“物的堆积”到“人的丰盈”的根本性跨越。